声明丨本文内容均引用权威资料结合个人观点进行撰写智慧财讯，文末已标注文献来源及截图，请知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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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好比是一只蜗牛，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，爬得虽慢，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。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，我没有力气爬了。我待他再好，也是无用。”
说出这段话的女人，叫朱安，时间是1927年前后，地点是北京一处寂静的四合院里。
彼时，她的丈夫，那个笔名叫鲁迅，真名叫周树人的男人，正与他的学生许广平在上海公开同居，一个新的家庭已然成型。
这段话，没有声嘶力竭的控诉，没有怨毒的诅咒，只有一种深入骨髓的、平静的绝望。
展开剩余88%这只“蜗牛”，在时代的墙壁上，用尽了一生的力气，最终却发现，那堵墙的顶端，从来就没有她可以栖息的地方。
如今，近百年过去，当我们再次品读这段泣血的文字，那股寒意，依旧能穿透历史的尘埃，直抵人心。
一座名为婚姻的囚笼
朱安的悲剧，从一开始就注定了。
她不是鲁迅的选择，而是鲁迅母亲鲁瑞强加给儿子的一件“礼物”。
在那个新旧交替的年代，包办婚姻是天经地义。
鲁迅的母亲，一位传统的中国女性，为远在日本留学的儿子定下这门亲事，她认为这是身为母亲的责任。
朱安，同样是一位典型的旧式女子。她出身绍兴大族，却不识字，裹着一双小脚，脑子里满是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、“以夫为天”的信条。
这对于一个在日本剪掉辫子、接受了全新思想洗礼的青年鲁迅来说，无疑是一场噩梦。
鲁迅反抗过。他提出，希望朱安能放足、能进学堂读书。
这在今天看来再正常不过的要求，在当时却如同惊雷。朱家没有理会，而朱安本人，也无法理解未婚夫的这些“怪诞”想法。她的世界里，女人的价值在于顺从和持家。
最终，鲁迅的母亲以“病重”为由，将儿子骗回国完婚。
1906年的那场婚礼，对鲁迅而言，更像是一场葬礼。
他埋葬的是自己对爱情和婚姻的所有憧憬。新婚之夜，他枯坐到天明智慧财讯，第三天便匆匆返回日本，将这位名义上的妻子，连同那座名为“家”的牢笼，一同留在了身后。
鲁迅后来对朋友说：“她是我母亲的太太，不是我的太太。这是母亲送给我的一件礼物，我只负有一种赡养的义务，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。”
这句话，为朱安41年的无爱婚姻，定下了冷酷的基调。她成了一个活的牌位，一个鲁迅必须供养、却永远无法触碰的责任。
墙的另一边
当朱安在北京的院墙下，扮演着一个温顺、孝顺的儿媳角色，日复一日地消磨着生命时，墙的另一边，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正在向鲁迅展开。
1923年，鲁迅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兼课，讲授“中国小说史”。
他的课堂上，坐着一个叫许广平的女生。
许广平与朱安，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女性。她出身广州名门，却充满了叛逆精神，反抗过缠足，勇敢地退掉了家族安排的婚事，靠自己的努力考入大学。
她独立、热情，思想活跃，是那个时代新女性的代表。
课堂上，鲁迅渊博的学识、犀利的思想和独特的幽默感，深深吸引了许广平。
1925年，学潮爆发，感到迷茫的许广平鼓起勇气给鲁迅写了第一封信。这次通信，如同一道春雷，劈开了鲁迅沉寂多年的情感世界。
他们的关系，始于精神上的共鸣。在长达两年的鸿雁传书中，他们探讨时局、学术、人生，两颗不羁的灵魂在文字中相互辨认、相互慰藉。
许广平的出现，让鲁迅感受到了被理解的温暖，那是他在与朱安的死寂关系中从未体验过的。
1927年，鲁迅毅然辞去厦门大学的教职，奔赴广州与许广平团聚。
同年10月，两人一同迁往上海，正式开始了同居生活。
上海的春意盎然，映衬着北京的彻骨寒冬。
当鲁迅与许广平公开同居、并在1929年迎来儿子周海婴的消息传到北京时，朱安的世界彻底崩塌了。
她并非没有努力过。在这段名存实亡的婚姻里，朱安用尽了一个旧式女子所能想到的一切办法去“尽本分”。她无微不至地照顾婆婆，打理家务，甚至在鲁迅从绍兴搬到北京后，她也曾尝试去接近丈夫的生活。
她为鲁迅缝制棉裤，却被鲁迅愤怒地扔到院子里。
她甚至曾荒唐地建议鲁迅纳妾，只为周家能有后代，却被鲁迅斥为不可理喻。
她所有的努力，都像是那只蜗牛，缓慢而执着地向上攀爬。她以为，只要自己足够顺从、足够好，总有一天能爬到墙顶，赢得丈夫的一丝垂怜。
然而，许广平的出现，让她明白，她和鲁迅之间隔着的，不是一堵可以通过努力翻越的墙，而是一个无法逾越的时代鸿沟。
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，他一生都在用笔批判那个“吃人”的旧礼教。
而朱安，恰恰是那个旧时代最无辜、最彻底的产物。鲁迅无法爱她，因为爱她，就等于背叛了自己毕生所坚持的一切。
这便是朱安那段话最令人心寒的地方——她终于意识到，她的失败，与她做得好不好、努不努力，毫无关系。
一个现代人很容易提出的问题是：既然毫无感情，鲁迅为什么不和朱安离婚？
这恰恰是鲁迅一生中最深的矛盾之一。
作为一个思想上的巨人，一个彻底的革命者，他在个人生活中却被传统的“责任”所束缚。在那个时代，离婚对女性而言，尤其是像朱安这样毫无谋生技能、完全依附于夫家的传统女性，无异于宣判了社会性的死亡。
她将被家族唾弃，在流言蜚语中无处容身。
鲁迅可以批判整个封建制度，却无法对一个具体的人施以如此的酷刑。
他选择了最消极，也可能是他认为唯一可行的办法：在经济上供养朱安一生，给予她“周太太”的名分，以此维持她最基本的生存尊严。
这是一种残酷的仁慈，也是一个伟大斗士内心深处的挣扎与无奈。
甚至在鲁迅去世后，许广平也承担起了这份责任，每月从上海给远在北京的朱安和鲁迅的母亲寄去生活费，直到她自己也陷入困境。
当朱安因生活拮据，想要出售鲁迅的藏书时，她激动地喊出：“你们总说鲁迅遗物，要保存，要保存！我也是鲁迅遗物，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！”
这声呐喊，与那句“蜗牛”之喻遥相呼应，是一个被时代遗忘的“遗物”最后的悲鸣。
来源：鲁迅原配夫人朱安：我待他再好，也是无用
原创2017-12-14 09:57·封面新闻
来源：鲁迅原配夫人朱安：我待他再好，也是无用
原创2017-12-14 09:57·封面新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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